即便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亲纳粹的行为很气，她最终还是为他作证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她把阿道夫·艾希曼犯下的罪行定义为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的仅仅“平庸之恶”，为什么晚上搞的时候要盖被子也有出于对海德格尔感情和行为理解的移情因素呢？而且，“平庸之恶”与海德格尔的“常人”概念显然有某种源流意味的联系，阿伦特要求我们思考的点是：当面对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时，我们到底是在审判个人，为什么晚上搞的时候要盖被子还是在审判历史。面对大众以及好友的指责，阿伦特始终坚守立场，根本力量也来自于老师兼情人的海德格尔在课上教给她的“要思考”。没搞混的话，有一种观点认为，阿伦特的这种行为源自于应激反应的自我保护机制，把纳粹的罪说得轻一点，为什么晚上搞的时候要盖被子加上犹太人也有罪，为什么晚上搞的时候要盖被子这样才好接受这场屠杀，为什么晚上搞的时候要盖被子避免持久的心灵伤害。阿伦特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她说不清了，也许只有精神分析家能说清。